我把一篇刚刚写好的文章传给一个文友斧正。他回我说，你到底想要表达什么，看了两遍没看明白。我很惊诧，怎么会呢？我自认为是把想表达的东西写清楚道明白了的呀，不然，我也不会发给他。但是，经他这样一说，我回过头来认真看了小文，仔细斟酌才发现，确实没有说得清楚。我便重新梳理了一遍，加了一些语句，增了一些例证，再发给他。嗯嗯，他回我，现在好多了，不过……他又提了一些小问题，我再思考再修改，再传给他。终于得到了他的认可，看明白了。
在这个时候，我才恍然大悟，聪慧如他，怎么会看不明白？他不过是以一般读者的角度来看我这篇小文，促使我写得更确切一些，更明白一些。
这件事让我不得不回过头来审视我写的一些文章。首先声明的是，我不是学者，没有高深的学养，也没有艰深的学问。我写的一些称为文章的东西，都是我读书时产生的一些触动，在生活中的点滴感悟，这些内容，是很肤浅的——不过，唐诺（被誉为天下第一读书人的台湾人）也说他没有任何深奥的东西，“说穿了，我也深奥不起来。”但是，写出来的东西，为什么不那么“平易近人”、那样明白晓畅呢？或许是，我自己也没有想明白，或者说是没有想得很明白，还没有达到熟稔于心、胸有成竹、随心所欲的程度——在朋友的提示下，我终于想明白了。
这并不是我一个人的烦恼。唐诺在《声誉》的序言中，写有这样一段话：“我于是把自己限定于一般常识的层面，没有任何深奥的东西……这回，我引述的书……尽可能选用一般人读过的、至少有印象的，如果这样话还讲不明白，那就单纯是能力问题了。”在他这段话中，我似乎看出了唐诺的烦恼和无奈。首先，他应该接受过文章不好懂的意见，我有过他《阅读的故事》的阅读体验，文章确实不太好懂；其次，他此次做出了很大的让步，包括内容、文字、实例和文本的选择，“尽可能选用一般人读过的、至少有印象的”；第三，他摆出了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姿态，再看不明白，就不是我的问题了——虽然他的原话是：“讲不明白”是他能力的问题。这本书达到了他想要的效果了吗？我看没有。至少在我看过的篇章中，很少有我一遍就看明白的。
说唐诺自己没有想明白，是不客观的，说他没想明白的人，可能要背负十分沉重的压力，你多看几遍，你是能够明白他文章内涵的，他没有弄明白，怎能使你明白？说唐诺没有努力讲明白，也不客观，如上所述，他做出了努力。
但是说唐诺做出了很大的努力，也不是事实。对于唐诺而言，他沉浸在他读书人的世界里，他用他以为的常识来写——在他看来是常识的东西，很多人还是第一次接触，或者接触多次仍然无法理解。他自以为讲明白了，在一般读者看来，却依然晦涩难懂。把事情讲得明白晓畅，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余秋雨在首版《文化苦旅》的序言中说：“这等于用手掌碾碎石块，用体温焐化坚冰，字字句句都要耗费难言的艰辛……” 这种艰辛，是包括唐诺在内的众多文人不屑付出的，在他们看来，还有更加重要的书要读，更加要紧的事要做。
或许不仅是努力的程度，还有自身是否有由内而外的自觉行动。因为唐诺只是一个读书人，没有余秋雨从小代乡亲读信写信和成人后研究戏剧、当教师讲学的经历——写给识字不多人的信，文绉绉的等于白写；识字不多的听众听不懂舞台上的戏曲语言，等于白说（为什么现在戏曲的观众少了？或许这是缘由之一）；学生听不懂教授的语言，教学效果就要大打折扣——因此就没有余秋雨对明白晓畅的切身体会、迫切要求。余秋雨总是“要把深涩嶙峋的思考淬炼得平易可感”作为首要考量的，相比之下，唐诺没有把明白晓畅作为写文章的基本要求，至少是不如余秋雨“首要考量”的重视程度。
余秋雨为什么如此重视表达的明白晓畅？除了上述经历外，或许还有市场的考虑。余秋雨辞去教职，放弃本已成就非凡的但受众狭窄的戏剧学，转身走进受众更多的文化领域，依靠自己的力量普及文化，首先要考虑的是生存问题，活下来。只有让更多的人读起来亲切，读起来顺畅，才会有更多的读者自掏腰包买书。如果不考虑这一点，把文章写出来就了事，把他的思考、发现完整地表达出来就完事，就把读者范围限定在了高层次文化人身上。这部分人量少，钱不多，且大多还有图书馆依靠，不大会买书，市场就会很小——即使写得非常好，也不会大卖。这当然是我这个世俗人的想法，余秋雨或许不会这么势利，但是这不影响这个事实的成立。生活优渥的唐诺，没有这样的担心，也就不太考虑这个问题了。无独有偶，靠写作为生的毛姆，也特别重视语言的明白晓畅，当然写小说的他，考虑的不仅仅是语言的通俗，还有其他。
当然，也有技巧的问题。唐诺没有余秋雨把事情讲明白的技巧，余秋雨引入戏剧手法把故事讲得生动可感，运用老师讲课的办法把道理讲得层次分明。关于技巧，很多人说，技巧是匠人的技艺，讲技巧就太匠气了，关键还是提供的内容有没有深度。关键是内容，这确实是事实。我们在看很多大家的散文随笔，似乎都是顺手拈来，没有多少技巧，非常质朴，似乎加深了这种错觉。其实素不知，很多名气很大的大家写散文随笔时，年岁已高，没有精力经营技巧；名气很大，他的名气不在文学领域，他本身也没有多少技巧；他的名气大，即使行文粗糙，一般人也愿意原谅他；他的名气大，自带流量，不愁销路，编辑不会苛求质量。因此，很多看大家文章——没有名气的他没有时间读——“长大”的人，包括我，其实文学的品味并不高。在读严歌苓小说之后，我发现技巧是很重要的，同样的内容用不同方式表达出来，冲击力是不一样的。在读了余秋雨的散文，丰子恺、三毛的散文之后，发现技巧是很重要，尤其是前不久偶然读了两本不知名作家的散文集之后，发现了技巧的重要。想来唐诺也读了许多大家的文章，从他引用的书来看，多是思想深邃的哲学家、思想家的——这些人的书，是不太注重表达技巧的，他或许更注重了思想内容的吸纳，他们的书即使有技巧，也没时间去细细品味，作为细枝末节被去掉。
因此，晦涩难懂，其实也不是如余秋雨所说，文人板起面孔故作高深莫测之态的后果。这确实有他们难言的苦衷，或者没有追求明白晓畅的动力，或者没有把事情讲得明白晓畅的能力。
（照片由西沱中学汪万英老师友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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