衣堍读书一百三十五出走的余秋雨 ——余秋雨的文化世界

怏怏菜 · 发表于 2020-8-22 09:10:53

出走的余秋雨

——余秋雨的文化世界（二）

   一、余秋雨的出走
   2005年2月，余秋雨在台北市曾作过《出走的生命》的演讲，他说他一生有四次出走。
   第一次出走，出走文革。他在1968年被下放到农场劳动。他发现，农事活动不会因为文化大革命的运动耽搁季节，犁田、插秧、施肥、灌溉，一个季节也耽搁不得。在文革灾难的困厄中，他感受到了：大地，并没有接受“文革”。3年多的劳动使他习惯于以农村人的眼光来打量世间：那些吵吵嚷嚷的政治运动，全是“吃饱了饭没事干”瞎折腾出来的。这种他切身体会的生态文明，让他平静，使他从一个政治运动的受难者转身成为一个屹立原野的男子汉，这种熨帖大地的生态文明，也奠定了他今后从事学术研究、思考人类文明的基础。
   第二次出走，思想出走。1971年，余秋雨被抽调回上海编写大学文科教材。他通过图书馆管理员私人的关系，冒险潜入外文书库，编写《世界戏剧学》教材。这次出走，脱离了当时整个社会的主流，他从热闹的校园“出走”到了很隐秘的书库，潜心学习，奠定了坚实的学术基础；更为重要的，是思想的出走，他如饥似渴地学习西方哲学，这令他发生了脱胎换骨般的嬗变，具有了一般文化人不具备的世界眼光和哲学视角。
   第三次出走，出走中华文明。他果断辞职，遍访中华大地的文明遗址，成果是《文化苦旅》。
   第四次出走，出走世界文明。与香港凤凰卫视合作，1999年9月到12月，到北非、中东、南亚；2000年8月到2001年1月，到欧洲，成果是《千年一叹》和《行者无疆》。
   第一次出走，是被动的，后面三次出走是主动的。第一次出走，是他切身的感受，切身的体验，让他感受到了蕴藏在大地的生态文明；第二次出走，是文本认知，古代文化的补课、国际化的眼光、生命哲学的角度，还应该包括1976年浙江奉化半山老楼图书室的避难和九十年代初期在香港中文大学的“贪婪补课”；第三次出走，是第一二次出走经验的融合，带着文本认知到达大地的现场；第四次出走是第三次出走的自然延续。
   我们所说的余秋雨的出走，大都是余秋雨所说的第三次、第四次的出走：余秋雨辞职，走出书斋，开启文化苦旅的征程。
   余秋雨的出走，在我看来，分为两个层面，一个是走出书斋，一个是走出单位。

   二、余秋雨为什么出走
   1991年7月，余秋雨辞去上海戏剧学院院长、教职。待遇优厚的、干得好好的正厅级院长不做，生活舒适的、成就斐然的教授不干。他当年为什么要出走？是什么原因推动他坚持走了这么多年？
   当年在他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不知道，我们仅从他公开发表的文章、公开出版的书籍来妄自揣测。

  （一）走出书斋，走向大地
   1.对学术生涯倦怠的必然选择
   首先，成长的空间越来越狭窄。
   他在《出走的生命》演讲中举了一个研究古代文学教授的例子。这个人在少不经事的年月，为自己限定了终身职业，博士论文专攻南宋后期文学，以后集中研究刘克庄而成为教授。几十年来，对于这个很不重要的研究对象之外的任何内容，绝不沾手。余秋雨不由感叹：“即使地位和待遇都不低，但生命的格局和活力，实在是太小了。”
   我们看看同为教授的余秋雨。在执教期间，他出版了《世界戏剧学》《艺术创造工程》《中国戏剧史》《观众心理学》等多部学术著作。1985年，没有当过一天副教授的余秋雨破格、越级晋升为正教授，是当时全国最年轻的正教授。再待在学院里，坐享其成，过着看得见未来的如常生活，如同行尸走肉，日复一日地教着同样的课，年复一年地讲着同样的话，向宽、向深、向上的成长空间变得狭窄。如果继续呆在学院里，他仿佛看到了古典文学教授的影子。余秋雨发出感慨：“如果不是一次次‘出走’，我可能直到今天还是人们常见的那种永远自傲、永远牢骚，却也拿不出多少实际成果的文人。”我们见到了太多这也看不惯那也瞧不上的文人。
   其次，他是否遭受了“鸡群围啄”一样的挤压？
   如上所述，他年纪轻轻就取得如此的学术成就，还担任了院长职位，他鹤立鸡群。他在多篇文章表述了大师与小人的关系，抨击了文人相互倾轧的丑恶现象。
   在《黄州突围》中，“东坡何罪？独以名太高。”在《围啄的鸡群》中，年迈的科学家伽利略困惑地问尼科利尼（佛罗伦萨驻罗马大使）：“为什么我的很多朋友以前很支持我，现在一看风头不对都起劲地攻击我？我对他们做错了什么？”尼科利尼笑着回答：“您对人性的了解，远不如对天体的了解。您的名声太大，这就是原因。”这简直就是“东坡何罪”的外国版本。我们不禁要问，他是不是也有同样的遭遇？
   他在《大师与小人》中断言：“请不要小看小人，他们是种种伟大的消解者……历来糟践人类文明最严重的人，不是暴君、不是强盗，而是围绕在创造者身边的小人。”要想不被消解于无形，只有逃离。在《寻常威尼斯》中，他又说：“世间多数出色者都因众人的分享、争抢、排泄而成了最弱的弱者。”他在《流浪的本义》中也表露了对狭小空间人生的厌倦和对江河大地的向往；“有人把生命局促于互窥互监、互猜互损之中，有人则把生命释放于大地长天、远山沧海之间。”他不想呆在这相互倾轧的环境消耗生命，只有一个选择：出走！

   第三，知识分子的虚假。余秋雨曾在2005年2月接受台湾主持人蔡康永的采访，他在回答蔡康永“有没有幻想过不做中国的知识分子”的问题时说：“我幻想过根本不做知识分子。”他列举了一个揭发老舍令老舍不堪忍受投湖自尽的老作家的例子，这个老作家在文革结束后发表大量的文章大肆批判文革，缺没有只言片语的自我反省。尤其是他在担任上海戏剧学院院长和上海市教授评审委员会负责人期间，收到那些各自为了职位的提升而狠命地揭发他人的信件，让他深切地感受到了知识分子的虚假。他说：“这也是我终究要彻底离开这个圈子的原因之一。”

   第四，人生四十岁的选择。他辞职时，45岁。瑞士心理学家荣格说，每个人都有两次生命，第一次是活给别人看的，第二次是活给自己看的，而第二次生命往往要从四十岁开始。英国作家毛姆小说《月亮与六便士》、美国肯恩·格林伍德的《这个男人四十三岁》和日本作家松浦弥太郎的励志读本《给40岁的崭新开始》，也都说的是四十岁人生选择的问题。这些不同时期、不同国家的文化大咖，都共同关注这个问题，说明这是人生所共有的一个难题。我相信，余秋雨的辞职也是面对这一人生难题做出的回应。四十多岁的人，想换一种活法，过一种截然有别于以往生活的人生。

   2.为实现更大的人生抱负
   第一，实现知识分子的报国情怀
   我特别喜欢的一个作家从维熙，他曾经在小说《浪迹天涯》里发出感叹：“中国知识分子的血液和骨髓里，何以会流传下来抹不去抠不掉的屈原精神积淀？”忧国忧民的报国情怀，几乎成了中国知识分子的遗传密码。余秋雨在《吾家小史》中说起他1976年在浙江奉化半山老楼的学习经历：“没有功利，却有动力。我刚刚经历了家庭灾难和社会灾难，至今尚未了结。里里外外吃了那么多苦，死了那么多人，中国怎么了？中国人怎么了？我要在这些书中寻找答案。”在这段不算短的时间里，他对中国古代文化有了很深的接触。他在古书中找到答案了吗？我猜想，或许有了思考，有了一些眉目。但是接着而来繁重的理论研究、教学任务，然后繁忙的行政事务，压得他喘不过气来，中断了他的进一步思考。然而这个思考仍然在他内心深处潜藏着，时不时地困扰他。尤其是知识分子特有的忧国忧民的报国情怀，促使他做出决定采取行动，对中国文化做更深入的研究。辞职出走，就有更多的时间遍访文明遗迹，就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到文化研究之中。

   第二，放大教师“传道授业解惑”效应
   他在《一个庭院》中表达了作为一个教师的无奈：“一个教师所能做到的事情十分有限。我们无力与各种力量抗争，至多在精力许可的年月里守住那个被称作学校的庭院，带着为数不多的学生参与一场陶冶人性人格的文化传递，目标无非是让参与者变得更像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但是，面对这个目标，又不能期望过高。”要做好“陶冶人性人格的文化传递”，他的选择是走出书斋，行走在文明遗址之间，把课堂摆在大地山河之上，向更多的“学生”讲述他的思考、开展他的课程，让更多的“参与者变得更像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
   放大教师“传道授业解惑”效应，并不是余秋雨一个人的想法。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普法达人罗翔说：“真正的知识一定要走出书斋，要影响每一个愿意思考的心灵。”薛兆丰的《经济学讲义》也是有这样的初衷。

   第三，追寻古人思想成熟的路径
   我们从他研究、推崇的文化人物来揣测。苏东坡在遭受“乌台诗案”被解押到湖北黄州。在《黄州突围》中，他在探讨苏东坡思想成熟原因时，这样写道：“正是这种难言的孤独，使他彻底洗去了人生的喧闹，去寻找无言的山水，去寻找远逝的古人。在无法对话的地方寻找对话，于是对话也一定变得异乎寻常。”“他无情地剥除自己身上每一点异己的成分，哪怕这些成分曾为他带来过官职、荣誉和名声。他渐渐回归于清纯和空灵……这一切，使苏东坡经历了一次整体意义上的脱胎换骨，也使他的艺术才情取得了一次蒸馏和升华。”他在研究苏东坡时，找到了苏东坡思想成熟的路径，他是否是循着苏先生的路径走呢？“去寻找无言的山水，去寻找远逝的古人。”他的文化散文是“在无法对话的地方寻找对话”的结晶，他的散文也就理所当然“变得异乎寻常”。
   在《青云谱》中，他在探寻徐文长、朱耷、原济绘画艺术奥秘时，写道：“他（原济）虽与朱耷很要好，心理状态却有很大不同，精神痛苦没有朱耷那么深，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他与更广阔的自然有了深入接触，悲剧意识有所泛化。”注意，是“与更广阔的自然有了深入接触”，弥补了苦难欠缺的课程，使原济和尚的艺术修养得到升华。
   我们知道，屈原也是在远离朝廷的大地上写出了《离骚》。
   我们揣测，他走出书斋、走向大地，是在追寻屈原、苏东坡、原济等人的成熟路径，实现更大的人生抱负。

   3.为解决学术问题
   一是祛除学术研究之弊
   从事学术研究的他，传统文化底蕴深厚的他，深知传统学术研究之弊。他在《宁古塔》中这样说：“中国古代的学术研究除了李时珍、徐霞客等少数例外，多数习惯于从书本来到书本去，缺少野外考察精神，致使我们的学术传统至今还缺乏实证精神。”作为一个有见地有胆识的学者，他不满足于这种书本来书本去的学术生活。
   他1992年10月在台湾美术馆演讲《闯入傩的世界》时说到，他的学术思想受到了西方文化人类学的强烈影响，从而走向田野。
   他的出走，就是引入西方文化研究的实证方法，祛除中国传统学术研究的弊端，摆脱书本来书本去的束缚，让他的文化研究在大地的行走中获得生命的滋润而赢得更大的提升。
   二是寻找学术疑惑的解决之道
   在1987年撰写的《贵池傩》中，他写道：“我对贵池傩事的考察报告，已经发表在美国夏威夷大学的学报上，据说引起了国际学术界不小的关注。但是，对我自己而言，有一些更大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因此，只得常常在古代文明和现代文明、土俗文明和文本文明间，左支右绌，进退维谷。”他在戏剧学术的野外考察中发现的一些问题，并没有在形成学术报告、发表学术报告之后得到解决……反而加剧了这些疑惑与现有知识架构体系的冲撞。他认为：“文化，是祖先对我们的远年设计，而设计方案往往藏在书本之外、大山深处……”
   走出书斋，是他多年学术研究长期形成的抉择，走出书斋的目的是解决学术疑惑。他辞职后不再研究戏剧，但是在戏剧野外调查中形成的惯性，促使他不断地离开书斋，行走在大地上，解决文化疑惑。
   三是学者人格丰满和地方品级提升相得益彰之途
   余秋雨曾在参观卢浮宫后感慨，许多顶级的文物堆积在一起，这是文物的另一种不幸。这些文物散落在任何一个地方，都会被世人好好端详，然而挤在一起，却被更加顶级的文物夺去了注意力，淹没在星光灿烂的星河中，失去了光泽。与这些文物一样的，还有文人。在《江南小镇》中，他说：“当代文人都喜欢挤在大城市里，习惯地接受全方位的‘倾轧’。大家似乎什么也不缺，但仔细一想，却缺了那些河道，那些小船，那些梨花，缺了那一座座未必是在江南的‘江南小镇’。随之，‘江南小镇’也缺了那些诗句，那些身影，那些灵魂。也许，文化应该重敲小镇之门？小镇应该重敲文化之门？希望有一天，打开中国的山河地图，满眼都散落着星星点点的人文光亮，到处都密布着四通八达的诗情河道。”
   他走出书斋，身体力行响应自己的号召，去“江南小镇”丰满自己的人格，去点亮这些“江南小镇”，提升“江南小镇”的文化等级。他的出走，确实起到了这样的效果，宁波天一阁、成都都江堰、山西平遥、河北承德，这些地方的旅游因余秋雨而声名大震。

   4.对诗意生活的向往
   台湾白先勇先生曾这样评价余秋雨：“诗化地思索天下。”他笔下蕴藏着“诗化”的灵魂。诗化的灵魂，需要与现实社会冲撞，才能表现为诗句。在《三峡》中，他这样说：“一到白帝城他们振一振精神，准备着生命对自然的强力冲撞，在冲撞中捡拾诗句。只能请那些蜷缩在黄卷青灯间搔首苦吟的人们不要写诗了，那模样本来就不属于诗人，诗人在三峡的船上，刚刚告别白帝城。”在纪念“上海男人”余纯顺的《壮士》中，他对“生活在别处”进行了深入的阐述：“与一般的成功者不同，壮士不急功近利，而是把生命慷慨地投向一种精神追求……他们发觉日常生活更容易使人迷路，因此宁肯向着别处出发。别处，初来乍到却不会迷路，举目无亲却不会孤独。因为只有在别处才能摆脱惯性，摆脱平庸，在生存的边界线上领悟自己是什么。”时常出走，就是另一种“生活在别处”的状态，就是对诗意生活的向往。

   5.响应佛家的感召
   余秋雨受家庭影响，从小信仰佛教。他在多篇文章中提及佛教，在多个场合就佛教发表演讲，在多个地方书写佛教题词和佛经，他也写有佛教的专著。
   余秋雨在1997年1月受星云大师邀请，在佛光山曾发表了题为《三度穿越》的演讲。这穿越指的是佛教僧人的穿越。历代的僧人们留下的精神成果，在余秋雨看来，有三度穿越：穿越闭塞、穿越孤独、穿越荒凉。在演讲中，余秋雨着重提到了东晋僧人法显。这位僧人62岁（百度上说65岁）从长安出发，经白龙堆大沙漠、帕米尔高原、阿富汗、克什米尔、巴基斯坦、印度、尼泊尔、斯里兰卡、印度尼西亚，再经南海、东海回来，历经14年。他这样评价法显的作用：“从此，中华文明便与亚洲其他几个文化群落从地理和精神两个层面接通了血脉。法显大师给了中国人一个闻所未闻的大空间，也给了亚洲其他地区的人一个闻所未闻的大空间。”以法显大师为楷模的后来者玄奘、鉴真大师，引导人们走出了闭塞。
   我们今天来看余秋雨的出走，他在中国大地的行走，在北非、中东、南亚的行走，在欧洲的行走，打开了中国人闭塞的胸襟，纵深向古代发现老祖宗，横向向外探寻封闭之外的世界；引起了自视甚高的台湾人的关注，打开了海峡两岸人民的闭塞；也引起了世界的关注，让世界看到中国人的见识。他后来受到大陆内地、台湾、新加坡、美国和联合国多次邀请去发表演讲，就是明证。他起到了法显、玄奘、鉴真大师的穿越闭塞作用，在现代传媒手段的帮助下，他的这种作用影响远大于这些前辈。
   他的出发点是不是就是在冥冥中响应佛家的感召？他在《出走的生命》中也说：他的出走，近似于佛教所说的通向彼岸的普渡慈航。

   6.成功的良性循环坚定了他持续不断的出走步伐
   一是旅途的收获更加坚定了他的出走。
   走进现场，认识更加深刻。在《城市的符咒》有这样一句话：“有关这个家族（美第奇）的文字资料，以前我也读过一些，但在这里，条条街道都是读本，随时都可以遇到老师。” 山河大地，无字大书。他在《鱼尾山屋》中这样说：“这个历史事实，以前当然也知道，但是这次把别人家的遗址全都看了一遍，才产生全身心震撼。不是为它们震撼，而是为中华文明。”
   走出书斋，见识更加新奇。在约旦的佩特拉紫色宫殿，他更是见到了书本难以见到的令人惊奇的东西：“人们对文明史的认识，大多停留在文字记载上。佩特拉以它惊人的美丽（原石雕琢的紫色宫殿），对此提出了否定。它说，人类有比常识更长的历史、更多的活法、更险恶的遭遇、更寂寞的辉煌。”
   行走旅途，见解更加客观。在撰写《黄州突围》时，他认为：“一群小人能做成如此大事，只能归功于中国的独特国情。”而当他踏出国门来到欧洲，在《大师与小人》和《围啄的鸡群》（《行者无疆》）改变了这种认识：“请不要小看小人，他们是种种伟大的消解者。”小人与大师的关系，不再是一个国家文人的特色，而是人的通性。在《道士塔》中，我们可以看出，余秋雨对掠夺莫高窟文物的欧洲探险家斯坦因的厌恶，但1997年在台湾演讲时说，他对斯坦因们的不快犹在，却增添了对他们的理解——“他们是凭着开阔的人类文化视野，冒着生命来来去去的，并不具体代表哪一个国家。”
   走近遗迹，气息更加浓烈。在《鱼尾山屋》中，他越发深刻地认识到：“那儿（巴比伦）的文物古迹已经没有多少保存，但是，即便在那些沟壑草泽边站一站……也就会有极大的收获。”“在伊朗，古代波斯文明的遗留气韵让我大吃一惊。这又一次证明，文本认知和现场认知有天壤之别，尽管这种现场早就在两年五百年前成为废墟。”
   这些在旅途中不断收获的惊喜，让他更加坚定了“只相信实地考察，只相信文化现场，只相信废墟遗迹，只相信亲自到达”的学术理念，走出的步伐才更加稳健。
   二是文化苦旅的成功更加坚定了他的出走。
   实现了教师梦。义无反顾地走出书斋，走向山河大地，走向文明遗址，他对中华文明的认识和反思，形成了丰硕的成果，《文化苦旅》《千年一叹》《行者无疆》等。这几本书的发行量都在1000万以上，他受邀在北京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澳门人文科技大学讲学，多次受邀到台湾和美国、联合国等多地巡回演讲，在全世界刮起了一股中华文化的旋风，尤其是在2018年《中国文化必修课》更是吸引了6000多万人倾听。他影响了数以亿计的“学生”，实现了他的“教师梦”。
   商业收入丰厚。商业上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他以1400万元的版税收入荣登2006年作家富豪排行榜第一名宝座，他不是下海经商的弄潮儿，却是在商海上收获最丰的文化人。
   余秋雨的出走，在40多岁的重新出发，使我想起松浦弥太郎在《给40岁的崭新开始》所提倡的：以四十岁为起点，向荣耀的七十岁进发。余秋雨就是一个典范。
   （二）走出单位，走向自由
   余秋雨辞职，走出体制成为自由人，或许这是余秋雨获得巨大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
   曹文轩在《经典作家十五讲》中谈到毛姆时，详细解读了职业作家和专业作家的区别。他的解读很切合我们的主题，适合我们拿来说余秋雨的出走。
   职业作家与专业作家的同异。他们的共同点是，专注写作。不同点在于，职业作家是独立的，“他不依附于某个组织，不是某个组织的成员……他们没有单位。”而专业作家，“他们拿政府的津贴，不干别的事，任务就是写作。”
   单位的禁锢。“有单位与没有单位，其情况是大不一样的。单位意味着你有一种归宿，你必须接受一整套的规则与纪律。单位在给了你生活上的保障的同时，你也便在无形之中与单位签了一份无字的契约；你不再是一个纯粹的个人，你是单位的一份子，你不能只是享受种种好处，还得有所回报。”“单位在使他获得一种心灵的踏实与安全感外，同时也给了他许多禁忌，甚至是威慑的力量。”这也使我想起了城市里的黄葛树。我曾在一篇写黄葛树的文章中这样说：生长在城市里的黄葛树，是荣耀的，被高高的平台供着，有更多的人欣赏它，赞美它。但是，荣耀的代价是自由，它被石头挤着，被混凝土封着，根茎不能自由伸展，不能自由地吮吸天然的雨水，憋屈地挣扎着，常常把条石、混凝土挤得七拱八翘，也把根茎挤成“根雕”。黄葛树是我们重庆的市树，我一说大家就会明白。
   自由至关重要。“比起专业作家来，失败给职业作家带来的恐惧感要强烈得多。但，职业作家的心灵因此获得了更多的自由。他只对社会负责，只对自己负责。他也要受到各种各样的制约，但却唯独没有单位的制约。他有更大的可能自己安排自己而不必有什么顾忌。时间、空间都属于他，他可以完全根据他的实际需要与内心的欲望来加以处理。”曹文轩说，中国文学要实现真正的繁荣，只有职业作家的大量出现，才有可能。曹文轩提到的毛姆，一生之中只有六个星期的单位生活；还有我们熟悉的三毛，她只在她的母校文化大学教过一年多的课；另一个典型是日本的村上春树，除了早年有个小摊以外，他没有从事过其他职业，写书、跑步，跑步、写书。这些人心灵的自由，时间的自由，他们写了等身的著作。
   余秋雨的自由实践。辞去公职的余秋雨也是这样，除了临时接受一些大学的聘请外，几乎就是一个自由人，他不具备一般文化人惯常标配的政协委员、人大代表的政治身份，他出版了那么多影响深远的书，也不是作家协会会员。正是因为他有了这样的自由，他才能无所顾忌地写，无所顾忌地讲，写出了常人左顾右盼不能写出的文章，讲出了常人有所顾忌讲不出的话。正因为余秋雨拥有了这种职业作家的心灵自由，他才赢得了读者的青睐，才更加成功。余秋雨在如日中天的时候裸辞，成为一个无单位的人，成为一个靠写作吃饭的职业作家，最初他的日子过得还是十分紧迫的，后来成功了，日子才宽裕起来。
   心向往之。我真的挺佩服余秋雨的，他在45岁时辞去正厅级官职，拒绝两个副部级职位的诱惑，辞去官职，辞去教职。这需要多大的勇气呀！我今年也刚好45岁，我的职位只是保留副处级，相对于余秋雨的正厅级，差得很远，更没光明的前途等待着我，但是我不敢辞职，我不能辞职，我没有余秋雨的这份自信和能力。我的这个想法与众多的普罗大众相似。这使我想起《月亮与六便士》里的一段对话，思特里克兰德与“我”之间的对话。“我说，假如每个人都跟你一样，这世界就完蛋了。//别说这种傻话。每个人不会都想和我一样。绝大多数的人都很满足于普通和平凡。”因此，思特里克兰德是不可复制的。因此，世间只有一个余秋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