衣堍读书一百二十九 致敬从维熙十七

怏怏菜

从维熙小说的艺术分类初探

　　前面十六篇文章，我用了33000余字的篇幅，以内容入手，从各个角度向大家介绍了从维熙小说。现在我想从小说艺术性的角度来与大家分享。
　　为了便于叙述，我把从维熙小说分为图解政策、表达倾向、展示人性三类。

　　一、图解政策类
　　他在五十年代的早期小说，就属于第一类，紧跟时代，像赵树理那样，为当时的最大政治农村合作社唱赞歌，表现公与私的斗争，无一例外，大公无私胜利。虽然他运用了荷花淀派优美的文笔，这只是让他的小说少了些生硬的面目可憎增加可读性而已。如在《七月雨》里，社主任满秋的爹老福搂青，“亲爹犯错，也得按章办事儿!”经过激烈的斗争，老福在社里的会上“抖搂出千年的臭根儿”。即使是为他带来右派帽子缘由之一的《并不愉快的故事》(老舍曾撰文批判它是鼓动农民造反)，他的初衷也是反映问题完善合作社制度。
　　从维熙复出后的小说仍然带有浓厚的图解政策的意味。比如《梁满囤出访》，说的是梁满囤在文革遭整怕了，不敢露富，宁愿用摩托车与队长的自行车换，也要藏富。后来在县委书记的帮助下，他心中的结解开了。从维熙仍然在图解政策，八十年代初期农村改革的政策。

　　二、表达倾向类
　　从维熙往往在一篇小说中表达一种或两种显而易见的倾向，主题明确。比如《杜鹃声声》和《大墙下的红玉兰》，讲的是有良知的人在与“四人帮”爪牙做最后的斗争中纪念周总理;比如《第十个弹孔》和《大墙下的红玉兰》，反思文革中的政法腐败;比如《伞》中的改枝和《第十个弹孔》里的鲁小帆，这两个形象是在向世人讲述文革的罪孽;比如《方太阳》，探讨的是文学有别于新闻通讯的特性，应该描写人物光鲜亮丽之外的另一面，表达人性的圆满;比如《白云飘落天幕》发出警示，知识分子在环境变好后安于享受而堕落的问题;比如《伴听》《落红》《酒鬼西行》顺应了当时反腐败的潮流，前两篇呈现的是高层(离休干部的不适应)反腐，《酒鬼西行》这个系列短篇小说，是多层次的反腐败，有乡长、科长、副局长，也有离休干部的看不惯。
　　他更多的小说是在歌颂在艰难困境中有钙质的人。比如《献给医生的玫瑰花》里的杨羽，顶住劳改农场政委乔玉春的高压保护不愿为“批林批孔”出力的肖枫和柳笛;《第七个是哑巴》里的副教授杨亚，经受住劳改农场政委章龙喜安排的百般折磨，成功成为哑巴;《遗落在海滩上的脚印》里宁折不弯的陆步青;《泥泞》里苦水长大的石凤妮，始终如一的对党忠诚;《雪落黄河静无声》里的范汉儒，公私分明、廉洁正直，对祖国的忠诚近乎偏执，仅仅因为陶莹莹二十多年前曾经情有可原的叛国行为——国家就已经原谅她了，他舍弃相恋十多年的恋人;《没有嫁娘的婚礼》里的东方汉阳，与范汉儒一样的形象，拒绝有过叛国行为的夏樱、帮助办好一切出国手续的魏娜;《空巢》里的鸟类科学家倪翔，始终如一追逐理想。
　　这些小说的主题分明，人物性格突出，我们能用一句话或者用几句话概括，表述。这似乎表明，小说家动笔的目的性很明确并且单一?他有很强的表达倾向。所有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都是围绕这一主题展开，人物形象有些单薄。当然，这与中短篇小说的篇幅有关。
　　曲折的故事、激烈的斗争、感人的细节、坚贞的情怀，似乎掩盖了不足。
　　正如他自己所说，他在80年代初期的作品就明显带有50年代的痕迹。

　　三、展示人性类
　　文学是人学，文学更应该展示的是人，是丰富的人性和人性的挣扎。
　　1975年完成初稿发表在1982年的《远去的白帆》，从维熙很满意，他认为这是一部可能在他死后仍有人读的作品。这部作品的主角，17岁的张铁矛，有着金子般的心，同情“右派”的“我”，照顾6岁的黄毛，仇恨狼性未改的军统少尉罗允中。天真未泯的张铁矛温暖着“我”，也温润着读者的心。要知道，描写人性，这是“资产阶级文学”的做派，在当时可是禁区——这篇小说发表的曲折经历就是明证。尽管这部小说有很多局限，比如人物的性格过于简单，尽管是劳改农场，时代的印迹明显，但是闪耀着人性的光芒，给压抑的文坛吹来一股清新的风。张贤亮在回顾新时期文学时说，新时期文学在后来的人们看来，有诸多的不足，但是这些人在当时趟过许多雷区，打开了许多禁区。从维熙的这部小说，也如此。
　　在《北国草》里，人物群像有血有肉，有正面有侧影，有犹豫有果敢，内心十分丰富，每一个人的性格不是一句两句简单的话就能概括，每一个人的性格是发展变化的，他们不再只是一个个固定符号，在小说里各种场景来展现而已，而是随着情节的发展而变化。
　　在《断桥》里，从维熙开展了反思，对人性的反思。正是秉持“我不是木头，我是个人”理念的朱雨顺站出来：“因为他是个人。不管他是社长，还是个小小老百姓，我们都该当人对待。”日报的社长于江才得以活命。于江也因此而转变，不再冷冰冰。
　　而最成功的，窃以为是以索泓一为主角的“亡命天涯”系列(《风泪眼》《阴阳界》《断肠草》)和《死亡游戏》。这四部中篇小说，细致入微的展示了复杂的人性和人性的渐变过程。
　　《风泪眼》里的管教干部郑昆山，一改从维熙所有小说中的劳改干部形象。他廉洁正直，连孩子也在饥荒年里饿死了;他武断专横缺乏人性，他干净利落地杀死母蛇和腹生的十多条蛇仔;他热爱劳动身先士卒，他以他的行动赢得囚犯们的尊重;他忠于职守，在劳改队转运途中遭遇大雨，他像钢铁一般地站在制高点上防止囚犯逃跑;他在李翠翠的带动下，人性浮现，逐渐发生转变，变得有人情味。索泓一在李翠翠的鼓动下，从懦弱走向勇敢，最后利用为贫下中农画宣传画的时机成功出逃。时代的逼迫，个性的转变，李翠翠的引导，索泓一经过长时间的挣扎。这些细致入微的描写，让人首先意识到他们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不仅仅是劳改干部，不仅仅是一个囚犯。
　　《阴阳界》里的小白鞋形象，也十分成功。小说开头写了一个狡兔架雕的惨烈场景，为小白鞋的出现做了铺垫。小白鞋相貌漂亮性感，“扭着腰肢，走起路来像风摆杨柳” ，人见人爱;话语粗俗泼辣，“招猫逗狗”，满身带刺又不乏随和有趣;心思机智缜密，人情练达，在哪个山头唱哪样歌，“要是她经过戏剧专业的培训，一定可以在舞台上成为一个能演各种角色的演员：在山道上她是轻佻的破鞋，在这间石屋里她是精神裂变的村妇……”敢爱敢恨，没有幻想，没有优柔寡断，“你愿意要(孩子)，我养着;你不愿意要，我去找胡……胡……来上一回，说是他的种儿!”这是多么果断!索泓一说你是否考虑过我们在一起呢?“那也不行。你和我太门当户对了!一个逃犯，一个是被镇压的地主子女。往后，没法儿活下去。”蔡桂凤坦诚地自白着，“在这年月，你和我都需要有个镀金的牌坊，当成支撑在脑瓜顶上的伞，省着挨雹子砸!”小白鞋没有知识分子那些弯弯绕，直接直白，只为活着。《风泪眼》里的索泓一出逃的原因之一是不想卖身，为政委杨绪画驴。成功出逃的索泓一，为了吃饱饭来到阴阳谷，《阴阳界》里的索泓一只想到煤窑挖煤求生，却不得不为队长胡栓老爹的冥婚画金童玉女，画龙凤呈祥，再一次卖身。在现实面前，十分残酷，没有“活着”以外的追求。这让我想起电影《苹果》。
　　《断肠草》里的索泓一，不再是那个懦弱的知识分子，不再是从维熙其他小说中逆来顺受在关键时候硬一下子的知识分子，他是一个以牙还牙的有计谋的鬼才。他巧妙地抓住于三的把柄，叫愤恨于三的于三妻刘翠花做假证，把心术不正的支部书记于三送进监狱，救出石草儿的父亲石福安石老爹。但是，在解决温饱问题生活稳定之后，他仍然流淌着自屈原以降的知识分子的为民情怀，为山民们找水。“中国知识分子的血液和骨髓里，何以会流传下来抹不去、抠不掉的屈原精神积淀?身处危境，竟然还冒天下之大不韪，去用童话构筑贫瘠吕梁山的天堂?”索泓一在找到水后暴露，被再次抓进监狱。
　　《死亡游戏》里的刘松，第三个敲钟人，是一个舞蹈演员。他在算命先生“陈半仙”的帮助下，理清了第一个敲钟人陆淼自挂半截铁轨、第二个敲钟人王德龙拉尿触电死亡的意义，这个没有多少文化的“右派”思想逐渐发生转变，他最终选择坐在雪堆里死亡，向这个时代发出抗争的声音。这个渐变的过程，顺理成章。

　　第一类紧跟时代图解政策的小说，所有人物和情节的设置为图解政策而服务，现在看来显得可笑，但是使小说家在50年代脱颖而出;第二类的小说，主体是小说家自己，他通过小说表达自己对社会的认识，对人生的理解，沉淀不够，但是曲折奇特的情节、爱憎分明的情感、顺应时代的主题、娴熟圆润的技巧，让小说家在新时期文学中迅速崛起;第三类小说，小说家隐藏在小说背后，主要通过活生生的人来说话，表达的主题实现了多元化，产生“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的效果，小说的艺术性达到了一个高度。这些实践，推动了从维熙在晚年完成的纪实文学《走向混沌》，达到了巅峰。

唯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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