衣堍读书一百二十三致敬从维熙十一

怏怏菜 · 发表于 2020-3-30 10:16:29

知识分子所处的境遇和

不太高大的农民形象

——兼读杨绛一

从维熙的小说和杨绛的小说与散文主要关注的是知识分子，但是由于他们自身的经历不同，所表现的知识分子所处的境遇不同。他们作品很少关注农民这个群体，但是，他们对农民的观点却惊人的相似。

知识分子所处的境遇
   杨绛在小说《洗澡》中讲述的是知识分子的“过关”。为了过关，文学研究所的知识分子们无限上纲上线自我糟践，把自己说得一无是处。虽然有把关干部参与，但主要还是知识分子之间的钩心斗角。虽然有斗争，但主要还是暗流涌动，没有撕破脸皮，较为平和，表面上温文尔雅。不同经历不同学历来自不同地方的人，要经“过关”改造统一思想，对于主张内心自由的知识分子而言，无疑是痛苦的。这是解放初期的事。杨绛在散文《丙午丁未年纪事——乌云与金边》记述了她在文革时的挨斗过程：被剃阴阳头，胸前挂牌子游行，打扫女厕所……知识分子在这个过程中，遭受了巨大的精神压力。在散文《干校六记》里，杨绛记述了文革时期在五七干校劳动两年的经历，虽然艰难，吃得不好，有夜晚在雪地里摸路的艰辛，有草草埋葬死人的场面，有老教授在看电影时突发疾病死亡，但是还是十分平静。当然，在平静的叙述中，蕴藏着巨大的悲痛。
   杨绛的小说和散文，都有着女性特有的温文尔雅，她所展现的画卷，也是波澜不惊。当然，这与她自身的经历密切相关。
   从维熙的小说主要讲述的是“反右运动”过后的事。“反右运动”过后，一批“右派”被送往劳教，劳教期满后仍然在劳教场所（农场、铁矿、煤矿）就业，成为“二劳改”，回归社会遥遥无期。劳教场所辗转变化，农场、矿山，北京、天津、东北、西北，居无定所。他们不再仅仅是在知识分子部落里，而是“地富反坏右”五毒混杂，他们在通铺上头对脚脚对头地挤在一起睡，有各种言污秽语灌耳，鞋臭汗臭屁臭口臭进鼻，有牢头的下马威，有拳打脚踢的“蒙头会”，有疾病、饥饿、浮肿，有高强度的劳动，还有劳教干部的严厉专政、劳教干部的压榨、劳教干部之间相互倾轧带给知识分子的扭曲。
   相较杨绛的小说和散文，从维熙小说中的知识分子生活更艰难，生存更艰苦，更血腥。知识分子在这样艰难环境中，意志被消磨殆尽，才情被耗散得几于无痕；为了生存，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没有了气节，没有了知识分子温文尔雅的模样；退化返祖为饮血的动物，为了讨好劳教干部争取立功表现相互倾轧。在《雪落黄河静无声》中，从维熙写道：“为了延续生命，这些知识分子无所不吃，公和私的界限早已不复存在，青苹果、酸葡萄，甚至连水田里长着的稻穗都被他们用鞋底搓掉外壳，囫囵吞枣地填进肚子。为了挺过饥荒，这些万物之灵已经向类人猿返祖。”当然，在这样的环境中，知识分子的挣扎，就更加惊心动魄，知识分子的坚守，就更加难能可贵。

不太高大的农民形象
   农民形象在从维熙和杨绛的作品中，只占有极少的分量。
   农民，在杨绛《干校六记》和从维熙小说所描述的年代里，具有崇高的政治地位，是知识分子学习的榜样，改造的方向。但是在杨绛的《干校六记》和从维熙小说里的农民形象并不高大。
   在《干校六记》里，干校菜园地的菜成熟后得立马收割，稍微动作迟缓，就会被附近的农民抢收，这种抢收，有时是公开地争夺；干校栽种的树苗，也会被农民偷偷拔来扔在沟里，天黑了带回家。因此，杨绛成了菜园的看护人。
   在从维熙早期（五十年代中期）的小说主要写的是农村，那时的农村是阳光的，农民形象是高大的。文革后从维熙回归文坛，我只看到他有一篇短篇小说《梁满囤出访》是描述农村和农民的，这篇里的农村，是文革劫后满目疮痍的农村。除此之外的作品中，农民或有农民印迹的形象是野蛮、狭隘的代名词。
   《阴阳谷》和《断肠草》的故事发生在农村，但主要是讲逃犯索泓一的生活。《阴阳谷》里支书兼队长的胡栓，父亲死了大搞冥婚陋习；有人举报，他又赶快打扫干净欺骗上级；时时都在打小白鞋的主意，听任自己的丑妻和兄弟“锉巴汉子”苟且。胡栓的父亲，时时想的是革命的大权不能旁落其他姓氏的人家，要“传承”给自己的子孙。《断肠草》里的石老汉用麦子种上“毛主席万岁”标语，愚忠；支部书记于三，因强暴石草儿未遂陷害石老汉进大牢；刘大翠，头脑简单的女人。
   在《断桥》中，“我”是护秋员。“尽管大喇叭天天广播，‘文化大革命’以来形势大好，农村革命形势尤其之好，但抢粮事件不断发生。”“我”这个护秋员的职责就是“防止当地老乡哄抢劳动果实”。这劳动果实可是专政机关的劳动果实呢，当地的农民照抢不误。
   在《没有嫁娘的婚礼》里，东方汉阳是护青人。东方汉阳在护青中遇见的第二个恋人，河对岸的农民刘大翠，就是因为她的狭隘和自卑，他们没能继续往前走。

   《北国草》的农民队员李忠义，把海市蜃楼看成是玉皇大帝出巡，把估摸的时间当成是标准时间——与钟表不同，那是钟表错了，把支部书记当成是党的化身并忠诚地执行，是封建迷信、愚忠的化身，是在开垦北大荒的同时，需要改造的对象。
   以李自成自比的农民出身的老革命、科技大学党委书记辛农（《遗落在海滩上的脚印》）、因工作不得法被贬回农村的劳改队队长李满仓（《白云飘落天幕》）、押送索泓一到农场外画宣传画的战士、时时绷紧阶级斗争弦的褚大个子，都是从维熙鞭笞的农民形象。
   他对农民是深表同情的。从维熙在一篇题为《面对秋阳——且当文学对白》中反思苦难的农民：“50年代末期的折跟斗、打把式、‘大跃进’、大炼钢铁、卫星田、深翻土地、‘超英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等等，吃苦受累最多的是农民，大伤元气的还是农民。”
   但是，正如他自己所说：“不管文学的矿山有多少，作家只侧重于开采自己最熟悉、感悟最深的那一座矿山。”他因此写农村的少了，他把笔集中向他所熟悉的监狱生活深度开掘。杨绛先生对农村了解也不深，在干校时对农村的见闻只是浮光掠影。同时，“平反归来，风格变了，从风花雪月转化到生活的悲怆。”“这种苦难生活磨碎了早年对田园诗情创作的追求。”生活现实的残酷，让从维熙的对农村和农民的认识发生了变化。

（花的照片由马巧巧友情提供）